《洛京沉鼎》 第1章 桓灵失政(建宁元年 公元168年 第1章桓灵失政(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洛阳城南,太庙。 秋雨下了三日,把青石阶洗得发亮。守庙的老吏提着一盏灯,从东阶走到西阶,逐间查看门户。他走到最里那一间,灯举高了些。九尊铜鼎一字排开,最大的那一尊高及人胸,腹上铸着云雷纹,纹路深处积着几十年的灰。老吏伸手在鼎足上摸了一把,指尖蹭下一小块漆。那漆是新补的,补了不到一年,又裂了。 他记在簿上:太庙第一鼎,右足,漆裂三寸。 这条记录,他已经写了十几年。补漆,裂纹,再补,再裂。工匠换过三拨,漆料换过五种,那个位置总是裂。有老匠人说是铜里原有的暗伤,当年铸的时候火候差了一分,藏了两百年,如今才慢慢透出来。 老吏合上簿子,吹熄了灯。他走出太庙时,雨停了。宫城方向传来更鼓,一慢三快,是丑时。 这一夜,宫里不太平。 汉家天子刘志,也就是后来的桓帝,已经病了很久。他三十六岁,没有儿子。后宫里贵人、采女几十人,生下的孩子不是早夭,就是没养住。到了这一年冬天,他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腊月里,他死在南宫。史书上只用了四个字:崩于德阳前殿。 天子无嗣,国本无所归,这是汉家一百五十年里最忌讳的事。 宫里最先动起来的,不是三公,是太后和宦官。 窦太后临朝。她的父亲窦武,是城门校尉,掌着洛阳城门与北军的一部分。她的兄长窦机,是侍中。这一家子本来算不上显赫,窦太后入宫时位分不高,是靠着“援立”之功才一步步上去的。如今皇帝一死,她得赶紧找个人来坐那个位子。 找谁? 宗室里,血缘最近、年纪最小、最好摆布的那个。 河间国解渎亭侯刘宏,十二岁。 为什么是他?因为他的父亲刘苌,是河间孝王刘开的孙子,往上数几代,与桓帝同出一脉;更因为刘宏年幼,母家微弱,没有党羽,没有旧部,接进宫里,是一张白纸。 定策的是两拨人。 一拨是窦武、陈蕃,士大夫的清流领袖;另一拨是曹节、王甫,中常侍、宦官的头面人物。两拨人各怀心思,却在这件事上走到了一起。因为立谁,谁就有拥立之功;拥立之功,就是往后十年的权。 正月里,朝廷派了大鸿胪持节,带着符玺,往河间去迎。 刘宏上车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做皇帝。 史书里记得很细。他在河间上了车,一路上不肯坐正,到了洛阳北郊,朝廷的仪仗迎上来,他吓得哭了。左右哄了很久,才把他抱进南宫。 十二岁的孩子,坐在章华殿的御座上,看着下面乌压压跪着的公卿。有人告诉他,从今天起,你是天子。 他问了一句话,这句话没被记进正史,却被记进了《后汉书》的字缝里:我家里还有人吗? 没有人回答他。 从这一天起,刘宏不再姓刘宏。他是汉灵帝。 正月里改元,年号建宁。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这一年,罗马的安东尼王朝正在走下坡,东方的贵霜帝国盛极而衰,而在洛阳,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坐上了天下的正位。这个位子,在他之前坐过十一个人,在他之后还要坐三个。坐得最久的,是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三十三年。坐得最短的,是少帝刘辩,不到半年。 而他,要坐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够把一个王朝的底子掏空。 先说这年秋天的朝局。 灵帝即位,拥立之功要分。窦武由城门校尉迁大将军,陈蕃由太尉迁太傅,两人共录尚书事,也就是共掌朝政。这是清流最风光的一刻。 但宦官也在分。 曹节迁大长秋,王甫迁中常侍,其余参与定策的中常侍、小黄门十余人,各加封赏。宫里的话事权,一半在窦武手上,一半在曹节手上。 两边都知道,这一半一半撑不了多久。 陈蕃那年七十多岁。他做官做了四十多年,屡黜屡起,天下士人把他看作一面旗。他上任第一天,就对窦武说: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 窦武点头。 他们开始布置。先是把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的位置换人,把支持宦官的赶下去;再把北军五校的校尉换成自己人;再让尹勋做河南尹,掌洛阳城内的治安;又让冯述做司隶校尉。 一层一层,把宫城外围的刀,都换到自家手里。 刀换完了,就该动手。 可是动手之前,得先让太后点头。因为诛宦官是宫禁里的事,没有太后的诏,名不正。 窦武去见窦太后。 太后不听。 为什么不听?史书上写得很直白:太后以为,宦官自先帝时便用事,一朝尽诛,于礼太骤。又有人说,中常侍们素来小心,未见大罪,岂可尽杀? 这些话,一半是太后的意思,一半是曹节托人递进去的。 窦武碰了壁。他没敢再逼,退了出来。 退出来,就给了对方时间。 宦官那边,比他们快。 曹节在宫里几十年,他知道宫城的每一道门、每一个更鼓、每一处可以藏人的廊柱。他更知道一件事:皇帝在他手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章桓灵失政(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第2/2页) 九月辛亥,曹节等十七人,闭门。 他们挟着灵帝,从南宫走到北宫,把尚书台的符节全部收走,逼着尚书令写下诏书,发兵收捕窦武。 窦武那时在大将军府。他接到消息,第一件事不是进宫,是出城。他跑进北军五校的营里,召集将士,说:宦官反了,跟我去清君侧。 五校的兵,一部分听他的,一部分不听。 洛阳城里打了半夜。 天快亮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带了骑兵到。张奂是新从边地召回来的,他不知内情,只知道宫里有诏,说窦武谋反。于是他调转马头,围了窦武。 窦武自杀。 陈蕃那时在太傅府。他听说窦武死了,带了属吏和太学生八十多人,拔刀冲进承明门。八十多个人,对着宫门里的甲士。陈蕃一边冲一边喊: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 他七十多岁了,喊得声嘶力竭。 甲士不敢杀他,只是围。围到天亮,把他押进北寺狱。 北寺狱是宦官的狱。进去的人,很少活着出来。 陈蕃死在那一夜,死在前一天还在给他行礼的小黄门手里。 消息传出去,洛阳的士人一夜之间白了头。 第二天,宫里下诏:党锢再起。 所谓党锢,是把“党人”终身禁锢,不许做官,不许入仕,连带五族。这道诏书,在建宁元年冬天,重新落地。 从这一刻起,东汉的士人政治,断了。 断到什么时候?断到中平元年,黄巾起事,朝廷怕党人与黄巾合流,才下诏赦免党人。中间整整十六年。十六年,一代人。 而这十六年里,宦官掌着宫,外戚残了,三公成了摆设,尚书台成了传旨的衙门。天下的奏章,从州郡送到洛阳,先进中常侍的手,再进天子的眼。 天子在做什么? 灵帝在学做皇帝。 他学得很快。他很快发现,这个位子,除了不能出宫,什么都能干。他喜欢做生意。他在后宫里开了一条街,让宫女扮作商贾,自己穿了商人的衣服,在其中讨价还价。他喜欢驴,有一年从西域进了几匹,他亲自驾着驴车在宫里跑,京城的王公贵戚跟着学,驴价一时贵过马。 宫里的日子,过得很慢。 灵帝每天的功课,是早起、受朝、吃饭、再到西园去。朝会他听得不多,奏章他看得更少。有一回,尚书令在殿上念一份关东水灾的奏报,念到“人相食”三个字,天子打断他:这说的是什么地方? 尚书令答:兖州、豫州。 天子“哦”了一声,说:那离洛阳远。 殿上没人接话。 退朝之后,他常常到中常侍的值房去坐。那里有茶,有棋,有人说话。曹节、王甫、张让、赵忠,轮流陪他。他们讲宫外的趣事,讲哪个郡守送了什么,讲哪个将军又打了胜仗。天子听得高兴,就赏。赏钱,赏绢,赏官。 有一年夏天,他在西园池边乘凉,张让、赵忠立在两边给他打扇。他回头看了看,笑着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范晔原样写进了《后汉书·宦者列传》: “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张让是父,赵忠是母。 中常侍们听了,跪下叩头,说不敢。天子笑得更高兴了。 这句话传出去之后,天下人都明白了:这个天子的家,不在南宫,在中常侍的值房。 也难怪。他十二岁进宫,见到的第一个“亲人”,是领他进殿的黄门;他学的第一套礼,是曹节教的;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怕”,是在北宫门后听见甲士的脚步声。士大夫对他来说,是一群在殿上念奏章、说话他听不懂的老头。 而宦官,是每天给他端水的人。 所以光和年间,中常侍的子弟,做郡守的做郡守,做校尉的做校尉。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令,赵忠的弟弟赵延做京兆尹。他们的车马,比三公还气派。 而天子的私库,一天比一天满。 他还喜欢一件事:卖官。 这件事,从光和元年(178年)起,成了朝廷的常例。 回到这个秋天。 太庙的老吏,在簿子上写完“漆裂三寸”,又补了一行:“鼎足铜色微青,疑有暗伤,来春再补。” 他不知道,这一补,补不上了。 汉家九鼎,相传是大禹收九牧之金所铸,象征九州。周亡,鼎入秦;秦亡,鼎入汉。汉兴两百年,鼎在太庙,年年祭,年年补。它不是一个物件,它是一句话:天命在此。 而这一年,天命开始漏气。 漏得很慢。慢到没有人听见。 只有一个守庙的老吏,在簿子上记下它。 十二岁的刘宏坐上御座,窦武、陈蕃死在北寺狱的墙下,宦官闭合了宫门,天下从此有了一个不说话的天子。 《后汉书·窦武传》载,曹节等“矫诏”发兵,窦武“自杀于洛阳都亭”;《陈蕃传》载,蕃“率属吏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被收,“下狱死”。《资治通鉴》汉纪:“自是,中常侍得专权,天子拱手而已。” 一个王朝的败亡,很少从边关开始,多半从宫门开始。宫门一闭,天下就只剩一种声音。 第2章 党锢寒士(建宁二年—光和六年 ) 第2章党锢寒士(建宁二年—光和六年) 建宁二年,春天来得晚。 洛阳城东,马市街,一间不起眼的宅子。宅子的主人姓张,名俭,山阳高平人,做过东部督邮。 这一年他四十出头,官不大,名气不小。名气不是因为官,是因为他弹劾过一个人——中常侍侯览。 侯览是山阳人,跟张俭同郡。他在家乡广置田产,起大宅,修冢墓,役使百姓,地方官不敢问。张俭做督邮时,把他的宅子拆了,把他的母亲坟上的石碑砸了,还上书朝廷,列了侯览的罪状。 奏章到了洛阳,进了宫,被侯览截下。 侯览记住这个名字,记了六年。 建宁二年,党锢再起,侯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这个仇。他指使人上书,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图危社稷。 诏书下来:捕。 张俭提前得了消息。那天夜里,他从后墙翻出去,身上只带了一个布包,包里是几件旧衣、一方印、半锭墨。 他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逃亡。 《后汉书》记这件事,用了八个字:望门投止,破家相容。 意思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敲开一扇门。门一开,他说:我是张俭。门里的人就把他藏起来。 藏他的人,知道后果。 窝藏党人,同罪。轻则下狱,重则灭族。 可还是有人藏。 他逃到鲁国,投孔褒。孔褒不在家,家里只有弟弟孔融,十六岁。孔融把他藏了。后来事泄,官府来问,孔融说:人是我藏的,我当坐。孔褒回来,说:人是我弟弟藏的,但我才是主人,我当坐。兄弟两个争着去死。最后朝廷杀了孔褒,孔融活了下来。 他逃到东莱,投李笃。李笃把他藏在自家的米仓里。官兵来搜,李笃的母亲坐在仓门口,说:我这儿没有生人。官兵走了。 他逃到北海,投孙嵩。孙嵩把他藏在车里,自己坐在车前,一路送出城。 这些事,一件一件,被记进史书。 《后汉书》最后总结: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十几个家族,因为藏了一个人,被满门抄斩。 而那些没有死的,从此在乡里抬不起头。 张俭最后逃到了塞外,投奔鲜卑。直到中平元年党锢解,他才回来。回来时,天下已经大乱。 他活到了八十多岁,死在许都。 张俭案牵连的,不止他一个。 诏书下到各郡,凡与党人有来往的,一律收捕。洛阳的北寺狱,一夜之间塞满了人。 其中最重的一个,是李膺。 李膺,颍川襄城人,字元礼。司隶校尉,掌京师及三辅、三河、弘农的监察。 他在士人中的名声,高到什么程度? 当时有一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 模楷,是模子,是标准。天下人做人,照着他的样子做。 还有一句话:登龙门。说的是,能被李膺接待一次,就像鲤鱼跃过龙门。士人争着去他家,哪怕只在门口站一站。 他做司隶校尉时,杀过一个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令,贪残无道,听说李膺到任,逃回洛阳,藏在张让家的夹壁里。李膺带吏卒闯进张让家,破开夹壁,把张朔拖出来,押到洛阳狱,审完,杀了。 张让到宫里哭,向桓帝告状。桓帝召李膺问:你为什么先斩后奏? 李膺答:昔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十日,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臣自知咎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 桓帝没话说了,回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自己作的,司隶有什么错? 从那天起,宫里的黄门常侍,走路都绕着李膺的府门,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样的人,党锢一起,第一个要死。 同僚劝他走。李膺不走。 他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 他自己坐着车,进了北寺狱。 审讯他的,是宦官的人。拷问,用尽方法。史书上写:膺等“皆考死狱中”。 考,就是拷。拷死在狱里,连一句供词都没有留下来。 他死那天,洛阳的士人,有很多人在家里摆了灵位。 同一年死的,还有范滂。 范滂,汝南征羌人,字孟博。三十三岁。 他年轻时做清诏使,到冀州查灾。他一到,当地的贪官污吏,自己解下印绶走了。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句话,后来被写进《后汉书》,成了士人的一个姿势。 他也被列进党人。 抓他的时候,督邮到了县里,抱着诏书,在驿舍里哭。范滂听说了,说:这一定是为我来的。 他自己去了县里。 县令迎出来,解下印绶,要跟他一起走。范滂说:你有你的家小,我不能连累你。 县令说:我跟你一起死,死而无恨。 范滂没让他跟。 他被押到洛阳,关进黄门北寺狱。 狱吏对他说:凡是坐党人的,都要祭皋繇。皋繇是舜时的狱官。 范滂答:皋繇是古之直臣,若他知道我没罪,他会替我向天帝申诉;若我有罪,祭他有什么用? 同狱的人,大多被打得受不住,互相攀指。范滂每次被提审,只说:我范滂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别人无关。 审他的人问:你为什么要结党? 范滂答: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我想让善人聚在一起,让恶人离得远些。这叫作“党”吗?如果这叫党,那我愿意当。 审讯的人,无言。 死之前,他母亲来送他。 范滂跪在地上,说:母亲,儿子今天要死了。弟弟范博孝顺,能奉养您。我死之后,您不要太过悲伤。 他母亲说了一句话,被史书原样记下: “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你如今能跟李膺、杜密齐名,死了还有什么遗憾!既有了好名声,又想要长寿,这两样能都要吗? 范滂跪着听完,再拜,起身。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2章党锢寒士(建宁二年—光和六年)(第2/2页) 他回头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我想让你做恶人,恶不能做;想让你做善人,可我做好人,落得这个下场。 路上的人听见这句话,都哭了。 那年他三十三岁。 同一年,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 他叫郭泰,太原介休人,字林宗。 他也是党人名单上的名字,但他没被抓。原因很简单:他不在洛阳,也不在州郡做官,他只是一个教书的人。 党锢起时,有人劝他也逃走。郭泰说:吾昼察人事,夜观天象,今之时,不可为也。 他不逃,也不做官。他在乡里闭门教书,教了二十年。学生前后数千人,死后给他立碑的,有七十多人。 他死的时候,蔡邕给他写碑。蔡邕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还有一个叫申屠蟠的,看得更早。党锢之前,他就躲进山里,种菜读书。别人笑他,他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至于秦皇坑儒,今之谓也。 后来果然。 这些人的选择,构成了党锢十六年的另一面:不喊,不逃,不死,也不做官。他们把话咽下去,把书教下去。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 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 太学里立起了一排石碑,共四十六块,两面刻字,刻的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五经,加《论语》。 字是蔡邕写的。蔡邕是当时的书法第一人,工八分,笔法有骨。他带着工匠写了八年,刻了八年。 碑成那天,来抄经的人,把车马塞满了街。 《后汉书》记: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一千多辆车,从开阳门一直排到太学门口。 为什么这么多人抄? 因为天下的经书,抄了几百年,错字、脱简、异文,各本不同。太学的博士,各执一说,考试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按哪一本。士子做官,读错了经,是要吃亏的。 现在,朝廷把标准本刻在石头上,摆在那里,谁都可以抄。 这是汉家做的最后一件像样的文化工程。 有意思的是:刻经这件事,是宦官支持的。领衔的是中常侍李巡,参与的是议郎蔡邕、郎中卢植、谏议大夫马日磾。 也就是说,党锢十六年,杀士人的是宦官,刻经书给士人的,也是宦官。 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的荒诞。 荒诞底下,是十六年的日子。 党锢不只是不许做官。它是一张网,罩住一个家族三代人。 被禁锢的人,自己不许入仕;他的儿子、孙子,不许举孝廉;他的女儿,不许嫁入仕宦之家;他的门生故吏,一律除名。郡国每年举孝廉、举茂才,名单送上去,先查一句:这人家有没有党人? 查出来,整张名单作废。 于是那十几年,州郡的察举几乎停了。读书人读完了经,没有出路,只能回乡教书,或者去做吏,或者干脆去经商。 有的人改了姓。山阳刘氏,一族分成三支,两支改姓,一支守着祖坟。有的人把子弟送到江南,隐姓埋名,几代之后,连自己祖上是谁都说不清。 婚姻也断了。汝南袁氏与颍川荀氏,本是世交,那几年不敢通婚,怕一张庚帖牵连两族。后来党锢解了,才重新走动。 而朝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的位置轮着坐,坐上去的人,多是宦官的亲信,或者是肯出钱的。三公不讲经术了,讲的是宫里的门路。 有意思的是,那些真正会做事的人,反而活得更安静。 陈寔,颍川许县人,做过太丘长。党锢起时,他自己进了狱,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后来遇赦出来,闭门不出。他死的时候,天下送葬的,有三万多人。 荀爽,荀淑的儿子,隐在乡里注《易》,注了十几年。董卓后来强征他做司空,他三天之内从布衣升到三公,可那时候的汉家,已经没几天了。 他们不喊。 不喊的人,把经书往下传。传着传着,就传出了另一条路:郑玄在山东注遍群经,学生数千;卢植在涿郡教出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刘备。 十六年,杀掉的是一批人的仕途;留下来的,是一批人的学问。学问不救当时,救后世。 可当时的天下,已经在往下走。 州郡的赋税一年比一年重。田租之外,有口赋、有更赋、有户调,还有各种临时的“调”。南宫着了火,要天下人出钱修;修完了,再修下一处。 三公九卿的俸禄,常年发不出。有的郡守上任,第一件事是向属县借钱。 流民从关东往关中走,从关中往汉中走。走不动的人,倒在路边。 而这些,朝廷是知道的。奏章一份份送进宫,摆在案上,天子不看。 天子在做什么? 光和元年,他在西园里开了一间铺子。 铺子里不卖布,不卖米。 卖官。 光和元年的西园里,开了一间铺子。天子坐在铺子后头,明码标价,卖的是官。 郑玄在东莱注《礼》,卢植在涿郡教学生,蔡邕在洛阳写碑,刘洪在算《乾象历》,张仲景在南阳看伤寒。 他们不问朝政了。 不问,不等于忘。 光和六年冬天,太学里的石经刚立完最后一排,冀州的方士,正在把一个叫“太平道”的东西,从一间草庐里,往三十六方推。 那个人的名字,叫张角。 张俭一人亡命,十几个家族被灭;李膺拷死北寺狱,范滂三十三岁就刑。士人的嘴被封住,于是把话写进了石经。 《后汉书·张俭传》:“望门投止,破家相容。”《李膺传》:“膺等皆考死狱中。”《范滂传》:“其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杀一个人容易,杀掉一句话的意思很难。十六年党锢,杀出的不是屈服,是一代人的沉默;而沉默,往往比喊声传得更远。 第3章 西园卖官(光和元年—光和六年 ) 第3章西园卖官(光和元年—光和六年) 光和元年,西园。 西园在洛阳城西,本是皇家园林,有池,有台,有养兽的圈。这一年,园子里多了一处官署,门上挂了一块匾:西邸。 西邸里坐着几个人,摆着几卷簿子。簿子上写着价。 《后汉书·灵帝纪》记得很清楚: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意思很直白:官可以买。侯可以买,郎官可以买,公卿也可以买。 价目是这样的: 二千石的官,两千万钱; 四百石的官,四百万钱; 三公,一千万; 九卿,五百万。 如果是按资历应当升迁的,出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如果是现钱交易,价钱可以商量。如果是赊账,先上任,到任之后再补,利息另算。 卖官的钱,进宫里的库,叫“修宫钱”。名义上是修南宫。 南宫在两年前烧过。光和元年二月,南宫云台灾;三月,乐成门灾。火是从宫里起的,烧了半个月,把灵帝即位以来攒的那点体面,烧成一片黑。 要修,就得要钱。 国库没有钱。国库的钱,早就被一场一场的羌战、一句一句的封赏、一次一次的水旱,掏空了。 于是天子想出了这个法子。 史书上写得很冷: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 意思是,这位天子出身侯家,素来穷,常常感叹桓帝不会过日子,所以自己要攒私房钱。 一个天子,把天下当成家业,把官爵当成货物。 永康元年,桓帝刚死,卖官还没成例。光和元年,成例了。 洛阳城里,最先富起来的,不是商人,是那些手里有官的人。 因为官可以转卖。 一个郡守花两千万买来职位,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千万赚回来。怎么赚?加赋。田租加,口赋加,市税加,关津加。加到什么程度?加到百姓卖田、卖屋、卖儿女。 卖不动的,就逃。逃到山里,逃到别的州郡,逃到黄巾那边。 而那些买不起官的人,只能等。 等什么?等三公有缺。 三公的缺,是洛阳城里最贵的消息。司徒死了,太尉病了,司空罢官了,消息一出,西邸门口的车马就排起来。谁出得起一千万,谁就能在三公的位置上坐三年。三年之后,再换一个人。 光和二年,司徒缺。 有一个叫崔烈的人,来了。 崔烈,涿郡安平人,出身博陵崔氏,是当时的名门。他做过郡守、做过九卿,名声很好,讲经讲得好,交游也广。按资历,他早就该做三公了。 可资历不管用,钱管用。 崔烈托了宫里的门路,走了中常侍的路子,最后谈定的价钱是五百万。 五百万,买司徒。 拜官那天,天子亲临,百官在场。崔烈穿着朝服,跪在阶下,接了印绶。仪式完了,天子回头,对身边的亲信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原样记在《后汉书·崔骃传》里: “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意思是,后悔没狠狠还价,本来可以卖到一千万。 天子在遗憾,卖便宜了。 旁边的人笑了。崔烈听见了,脸涨得通红。 后来有一次,崔烈问他的儿子崔钧:我如今做了三公,外面的人怎么议论? 崔钧答:父亲少年时有英名,历任卿守,论者以为当为三公。可如今真做了三公,天下人却失望。 崔烈问:为什么? 崔钧答:因为大家说,你身上有铜臭。 铜臭。 这两个字,从此进了中国的话。一个花五百万买来的三公,身上的气味,是钱的气味。 崔烈举起手杖要打儿子。崔钧穿着礼服,转身跑了。 与崔烈同时,还有一个人,也在买官。 他叫曹嵩。 曹嵩是沛国谯县人,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曹腾在宫里做了三十多年,侍奉过四任天子,封费亭侯。他没有儿子,养了曹嵩。 曹嵩继承了曹腾的封爵,也继承了曹腾在宫里的关系。 中平四年,太尉缺。曹嵩出了一万万钱,买了太尉。 一万万,是一个亿。这是当时卖官的最高价之一。 《后汉书》里记这一笔,只有一句话:嵩字巨高,质性敦慎,处乎恭俭,而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一个太尉,一亿钱。 这笔钱从哪儿来?从沛国的田产,从徐州的商路,从这些年在司隶做官攒下的家底。 而曹嵩的儿子,叫曹操。 与曹嵩前后脚买官的,还有两个人,都是当时的名将。 一个是段颎。 段颎,武威姑臧人,字纪明。他一生打了二百八十战,斩获数万,平东羌、平西羌,凉州的羌人听见他的名字就退。他是“凉州三明”之一,与皇甫规、张奂齐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3章西园卖官(光和元年—光和六年)(第2/2页) 这样的人,也要买官。 《后汉书》记:段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他做到太尉,靠的是给中常侍送钱,靠的是替宦官办事。他甚至在一次灾异之后,替宦官顶罪自杀过一回,没死成,后来又起用。 一个是张温。 张温,南阳穰人,字伯慎。他做过司空、太尉,中平二年带兵西征凉州,是董卓的上级。他也给宦官送钱。他送的不是买官的钱,是保命的钱。 因为那个时候,“清名”不管用了。 一个将军在边关打了胜仗,奏章送到洛阳,先进中常侍的手。中常侍若说一句“这人骄傲”,封赏就没了。一个郡守在任上修了水利,百姓立碑,碑文送到洛阳,中常侍若说一句“这人结党”,官职就没了。 所以边将要送钱,郡守要送钱,三公要送钱。送到最后,钱从哪儿来? 从军饷里来。 中平年间,凉州的兵,一年发不出几次饷。发了,也是掺了沙的粟、褪了色的帛。士兵把甲胄当了,换粮。将领把军械卖了,换钱。 而洛阳的西邸,还在收钱。 有一年,西园要修一座“裸游馆”,引水入宫,四面开窗。钱不够,天子下诏:天下田亩,每亩加十钱。 这就是“修宫钱”。 田亩十钱,看着不多。可天下的田,加起来几千万亩。一纸诏书下去,就是几亿钱。 钱从田里出,从农民的口袋里出。出不起的,卖田;田卖完了,卖身;身卖完了,就成了流民。 流民往哪儿走? 往有饭的地方走。 那时候,冀州、青州、徐州、幽州,有一些人在施符水,治病人。病人喝了符水,病好了,就跪下来,叫一声“大贤良师”。 曹操那时候二十多岁,做洛阳北部尉,设五色棒,打死过蹇硕的叔父。他后来起兵,靠的就是曹家的这笔家底,和曹腾在宫里留下的旧关系。 买来的太尉,生出了打天下的本钱。这就是汉末。 不是所有人都肯买。 光和六年,钜鹿太守的位子空出来。 按例,这个位子要出钱。价钱谈下来,是三百万。 被任命的人是司马直。 司马直,河内人,素有清名。他接到诏书,看完价目,说了一句话: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 做百姓的父母官,反过来搜刮百姓,去填这个口子,我不忍心。 他上书,请求不去。 朝廷不准。 他走到孟津,停住了。渡口有风,黄河上起着浪。他在驿舍里写了一封信,把朝廷的弊政一条一条写下来,写完,吞药自杀。 他死的时候,把书留在案上。 书里有一句话,被记了下来:今之刺史、二千石,皆由钱得,贪如豺虎。 《后汉书》说,天子看了这本书,也有一点动容,“帝省奏,叹息”。 叹息完了,诏书照下。 司马直死了,钜鹿太守的位子,换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出了三百万。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 洛阳城西的西邸,门口的车马,一天比一天多。 来买官的,有宗室,有商贾,有郡守的子弟,有边将的部曲。价钱谈得拢,当场交钱,当场给印。印是铜的,绶是黄的、黑的、青的,按品级不同。 交了钱的人,捧着印走出西邸,脸上是笑的。 没交钱的人,在门口站着看。 有一天,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西邸门口,看了很久。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袍子,脚上的鞋沾着泥。他看那些捧着印的人,从门里出来,上车,走了。 他问守门的人:三公,多少钱? 守门的人打量他一眼,说:一千万。你有吗? 那个人笑了笑,没说话,转身走了。 他往东走,出了洛阳城,过了偃师,过了巩县,一路往东。他身上带着一张符,符上写着:太平道,大贤良师。 他叫张角。 这一年,他的三十六方,已经布置到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方,是太平道的组织单位。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一方有一个渠帅。 三十六方,合起来,十几万人。 他们不买官。他们要的是别的。 光和年间,三公标价一千万,太尉卖到一亿钱。司马直不肯买,死在孟津。西邸门口的车马未散,东边八州的几十万人,已经不用再买什么了。 《后汉书·灵帝纪》:“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崔骃传》:“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司马直传》:“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 卖官鬻爵,历朝皆有,多是财政一时的窘迫。可当一个天子把“悔卖便宜了”说出口,这个朝廷就不再是朝廷,是一间铺子。铺子里的伙计,迟早要自己开张。 第4章 第四章 太平道起(熹平年间—光和 第4章第四章太平道起(熹平年间—光和六年) 冀州,巨鹿。 巨鹿在太行山东麓,漳水从旁边过,土地盐碱,收成薄。这一带的人,一半种田,一半走贩。 张角就生在这里。 他的出身,史书没有记。只知道他“自称大贤良师”,奉一部书,叫《太平清领书》。 这部书,后来又叫《太平经》。据说出自于吉,一百七十卷,讲的是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治病养生,还有一套关于“太平”的道理:天地有气,气正则治,气乱则病;人身上的病,是天地之气乱了;天下的乱,也是气乱了。 这套话,读书人听着不新鲜。汉家讲天人感应讲了两百年,灾异、五行、谶纬,都是老调。 可张角讲的对象,不是读书人。 是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 熹平年间,冀州闹过一场疫。 疫从哪儿起,没人说得清。只记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倒,倒下去的人,发烧,说胡话,身上起斑,三五日就死。死了没人敢埋,尸首堆在村口,烧了。 官府派人来,发了些药,药不管用。郡里的医工,自己也病倒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角来了。 他穿着一件黄布袍,手里拿一根九节杖,杖头上系着符。他让病人跪在面前,自己闭眼念咒,念完了,把一张符烧成灰,撒进一碗水里,让病人喝下去。 《后汉书》记这四个字:病者颇愈。 病的人,有不少好了。 是真的好了,还是吓好了,还是本来就要好?没有人去分辨。在那个年头,一个人病了,最怕的不是病,是没人管。张角管。 他不收钱。他只说一句:入道吧。 入了道,就是太平道。 太平道的规矩很朴素。 不许偷盗,不许欺诈,不许饮酒过量,不许杀生。有病要忏悔,要喝符水。每年有几个日子,要聚会,要烧香,要念《太平经》。 这些规矩,对穷苦人来说,不难。对穷苦人来说,这是一种尊严:有人告诉你,你的病不是命,是你的罪;你的穷不是命,是世道。 张角还治病,还施粥。荒年的时候,太平道的“义舍”里,有米,有盐。路人进去,自己拿,拿多少,自己定。 这套做法,跟后来张鲁在汉中的“义舍”一模一样。张鲁是张角的同代人,也奉《太平经》一类的书。 于是信的人越来越多。 冀州城南有个村子,叫曲里。村里有个妇人,姓王,丈夫死在疫里,留下一个八岁的儿子。 儿子也病了。烧了四天,眼窝陷下去,嘴唇干裂。王氏抱着他,走到邻村的太平道坛前。 坛前跪满了人。张角站在中间,穿黄袍,拿九节杖。他看了孩子一眼,说:抬进来。 孩子被放在一张草席上。张角伸手按在他额上,闭眼,念了很久。念完了,取一张黄纸符,就着烛火烧了,灰落进碗里,兑上清水,让孩子喝。 孩子喝了,睡了。 第二天,烧退了。 这件事,被村里人传了十几年。传的时候,越传越神。有人说孩子是死了又活的,有人说张角那天脚下有光。 王氏从此入了道。她每天早上起来,先向东拜三拜,再念一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她不会写字,这两句话,是她跟着别人一句一句学的。 像她这样的人,八州有多少? 十几万,或者几十万。史书没有数,只留下了“十余万”这三个字。 这十几万人里,有一部分人,后来死在战场上;有一部分人,后来成了流民;还有一部分人,活到了曹操、刘备、孙权的治下,做了屯田客、做了船工、做了兵。 黄巾不是一场风暴,是一场雨。雨过了,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 读书人对太平道,是不屑的。 《后汉书》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士大夫称赞太平道的句子。他们管它叫“妖贼”“妖道”。 可也有一个人,看出了别的。 这个人叫杨赐,弘农华阴人,做过司徒、太尉。光和年间,他给天子上过一道奏章,说:张角等“诳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如今若“州郡讨捕,则恐惊动,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 意思是,不要急着派兵。先查流民,把不是本地的人送回原籍,把太平道的根断掉,再杀首领。 这道奏章,天子看了,放在案上,没有下诏。 杨赐是对的。 十几万人的组织,根不在洛阳,在村社。村社里的人,彼此是邻居、亲戚、同族。你派兵去抓,抓一个,全村都反。 可是朝廷没有做。朝廷在做什么?在卖官,在修宫,在收修宫钱。 还有一个叫刘陶的人,也上过奏章,说:张角“阴谋不轨”,应当“下明诏,重募张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4章第四章太平道起(熹平年间—光和六年)(第2/2页) 这道奏章,也没有回音。 于是光和六年过去了。 甲子年的正月,来了。 从冀州,到青州,到徐州,到幽州,到兖州、豫州、荆州、扬州。 八州。 十几年。 太平道的组织,叫“方”。 《后汉书·皇甫嵩传》记得很清楚:张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 三十六方,大方一万人,小方六千人。合起来,十几万人。 这十几万人,不是兵。他们是农民、工匠、小贩、船夫、游医。他们平时种地,传教,治病。到了某个日子,他们能拿起锄头、铁尺、柴刀。 方之上,是渠帅。渠帅之上,是张角。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宝的弟弟张梁称“人公将军”。 天、地、人,三公将军。这个名号,是照着汉家的三公来的。汉家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太平道的三公,是天、地、人。 这是一次照着朝廷的样子,另立一个朝廷。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 这一年的冬天,冀州的太平道,开始传一句话。 这句话,后来写进了无数史书: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苍天,是汉家。汉家的德运,按五德始终说,是火德,色尚赤。苍是天色,也是青,是东方。黄天,是土德,色尚黄。 汉家火德,该灭了;土德,该起来了。 岁在甲子,是甲子年,也就是中平元年,公元184年。 这句话,不是口号,是一份时间表。 它告诉所有信道的人:明年,甲子年,天下要换。 为了让所有人记住这个时间,太平道做了一件事。 《后汉书》记:张角“以白土书‘甲子’字于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 白土,是石灰。寺门,是官署的门。 洛阳的官署门上,州郡的衙门口,一夜之间,被人用白土写了两个大字:甲子。 官府看见了,擦掉。擦掉,第二天又有。 洛阳令派人查,查不出来。写字的人太多,都是夜里写的,写完就走。 这两个字,像一句咒。 与此同时,太平道在洛阳布置了一条线。 线的两头,一头在宫里,一头在荆州。 宫里那一头,是中常侍封谞、徐奉。 《后汉书》说,张角“与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 荆州那一头,是马元义。 马元义是太平道的大方渠帅,管着荆、扬两州的教徒。光和六年冬天,他做了一件事:把荆、扬两州的信徒,几万人,往洛阳方向调。 理由是“诣京师”,也就是到洛阳服役、做生意、投亲。 几万人,分成几十批,沿着南阳、颍川、河南的官道,一段一段往北走。 沿途的亭障、邮驿,看见的都是流民。这年头,流民太多了,没人细查。 到了洛阳城外,他们分散住进客栈、寺庙、民宅,等着一个日子。 那个日子,定在三月五日。 甲子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这个计划,几乎成了。 十几万人,三十六方,八州同时起事;洛阳城里,几万人已经住下;宫里,有两个中常侍做内应。 汉家的洛阳,那时候有多少兵? 北军五校,加起来不过几千人;南北宫的卫士,几千人;洛阳令手下的兵卒,几百人。 十几万人扑过来,洛阳守不住。 可是这个计划,坏在一个人身上。 他叫唐周。 唐周是太平道的人,是马元义的弟子。他去了洛阳,见到了官府,跪下来,把整个计划说了。 他说了什么,史书记得很清楚:马元义在洛阳,封谞、徐奉在宫里,三月五日,内外俱发。 这一天,是光和七年正月。 离三月五日,还有两个月。 本章收束: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八州传了十几年;三十六方的名册,已经排到了洛阳城门口。只差两个月,历史本来可以拐一个弯。 《后汉书·皇甫嵩传》:“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一个王朝最怕的,不是有人造反,是有人在它的门上写下日期。造反可以派兵,日期没法擦。 正月里,一个人的一句话,让洛阳多活了两个月;也是这个人的一句话,让八州的人提前拿起了锄头。 第5章 甲子惊雷(中平元年 184年) 第5章甲子惊雷(中平元年184年) 光和七年正月,洛阳。 唐周跪在洛阳令的堂上,把知道的都说了。他说马元义在城里,说封谞、徐奉在宫里,说三月五日。洛阳令不敢做主,连夜上报,报到了河南尹,报到了大将军府,最后报到宫里。 天子那时正在西园。听完,很久没有说话。 正月里下诏:捕马元义。 马元义在洛阳城南的一处宅子里被拿住。他带了几个随从,没有反抗。押到洛阳狱,审了几天,问出同党数十人,问出荆州、扬州信徒的落脚处。 然后车裂。 车裂在洛阳南市。那天围观的人很多,看完了,没人说话。 宫里的封谞、徐奉,下狱,死在狱里。 朝廷接着做了一件事:搜城。洛阳城里,凡是太平道的信徒,凡是有符纸、有黄布、有《太平经》的,一律收捕。抓了一千多人,杀了。 可是马元义一死,消息就漏了。 冀州那边得了信。张角连夜派人,三十六方,八州,同时传令:提前起事。 日子从三月五日,改到了二月。 二月,八州并起。 《后汉书》记这一笔,写得极短: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 烧官署,抢城邑,州郡守不住,长官多半跑了。 为什么跑?因为没兵。 汉家的兵,分在边郡。凉州有,幽州有,并州有。内地的郡,只有少量的郡兵,平时维持治安,抓几个盗贼,遇到几万人,守不住。 黄巾的人,头裹黄巾,所以叫黄巾,也叫“蛾贼”,意思是像飞蛾一样,多,扑过来。 他们不攻城,先攻官署。烧了衙门的簿册,杀了收税的吏,打开牢狱,把囚犯放了。然后开仓。 仓里的粮食,一部分充作军粮,一部分分给百姓。 所以黄巾经过的地方,百姓不一定跑,有的还跟着走。 消息一份一份送到洛阳。 天子这才下诏:赦天下党人。 这道诏书,是汉末最重要的一道诏书之一。它把禁锢了十六年的党人,全部解了。徙者各归本郡,禁锢者一律除名。 为什么赦?因为怕。 怕党人与黄巾合流。 《后汉书》说得很清楚:帝“诏赦天下党人,唯张角不赦”。 赦天下党人,唯独张角不赦。 这一赦,把士大夫重新推回了朝廷。皇甫嵩、卢植、朱儁,都是在这一年被重新起用的。 然后是兵。 诏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三路讨黄巾。 卢植往北,讨冀州的张角;皇甫嵩、朱儁往南,讨颍川、南阳的波才、张曼成。 还有一个人,也在这一年被任命为骑都尉,带五千兵,往颍川。 他叫曹操。 先说南边。 颍川的黄巾,首领叫波才。他带了几万人,围住了长社。 长社在颍川郡,城小,兵少。守城的是皇甫嵩,手下几千人。 皇甫嵩是个什么人? 他字义真,安定朝那人,是将门之后。他的叔父皇甫规,是“凉州三明”之一。他自己读过《诗》《书》,也骑得马,射得箭。他做事有一个特点:不着急。 波才围城,围了十几天。城里兵少,皇甫嵩不出战。他每天登城看,看黄巾的营。 黄巾的营,扎在草丛里。 那时候是四月,草长得高。黄巾的人,大多是农民,不懂扎营的规矩,依着草坡立帐,帐与帐相连,绵延几里。 皇甫嵩看完,回头对部将说: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火,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 那天夜里,起了风。 皇甫嵩派兵,每人一束草,一支火,摸到黄巾营外,顺风点火。火一起,风助火势,营帐连着烧,几里地成了一片火海。 黄巾的人从帐里跑出来,乱成一团。 皇甫嵩开城,率兵冲出。正好曹操带兵到了,朱儁也到了。三面合击。 波才败走。 这一战,斩首数万。 《后汉书》记:嵩“因夜纵火,大呼,贼惊乱,奔逃。嵩与朱儁、曹操合兵,大破之”。 长社之后,皇甫嵩又打了几仗,解了南阳之围。 南边的局面,慢慢稳住了。 再说北边。 北边,卢植围广宗。 广宗在巨鹿郡,是张角的老巢。城高,池深,张角在里面,号称十几万人。 卢植的兵,是从北边调来的,有骑兵,有强弩。他连战连胜,斩获万余人,把张角逼进广宗城。 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急着攻。 他要在城外筑垒,挖壕,做云梯,做撞车,一步一步地攻。因为他知道,城里有十几万百姓,硬攻,死的人太多;而且张角如果弃城跑,跑到山里,就麻烦了。 这个决定,是对的。可是这个决定,得罪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左丰。 左丰是小黄门,天子派他到军前“观贼形势”。按当时的规矩,朝廷派到军中的使者,将领要送礼。送多少,看官大小。左丰到了卢植营里,住了几天,什么也没收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5章甲子惊雷(中平元年184年)(第2/2页) 临走时,左丰问:将军,军中的事,我回去怎么向天子说? 卢植答:将军之事,自有奏报。你是中使,看就是了。 左丰回洛阳,见了天子,说了一句话:广宗贼易破,卢植固垒不攻,坐失时机,且军士疲敝,怨言甚多。 这句话,是真话的一半。卢植确实没攻;可“贼易破”,是假的。 天子大怒,下诏:槛车征卢植回洛阳。 槛车,是囚车。 卢植被装进囚车,从广宗押回洛阳。押车的路上,士兵看见他,跪下来哭。他坐在槛车里,没有说什么。 接替他的人,是董卓。 董卓那时是东中郎将,刚从凉州调来。他接手广宗的军,攻了两个月,攻不下。天子又把他撤了,换上了皇甫嵩。 皇甫嵩接手的时候,已经是秋天。 这一年,从二月到八月,八州的火,烧了半年。 朝廷的兵,一点一点压下去。到了八月,颍川、南阳、汝南的黄巾,基本平了;冀州还剩下广宗、下曲阳两处。 洛阳的这半年,过得也不安稳。 二月里,城门的守卒加了倍。进出城的人,要验符传,要搜行李。米价从一石两百钱,涨到五百钱,又涨到八百钱。到了夏天,城东的米铺,一天只开两个时辰,门口排的队,从街口排到坊尾。 有钱的人家,开始往西走。往关中走,往汉中走。走的时候,把田宅贱卖了,把铜器熔了,换成绢。 没钱的人家,走不了。他们把门关起来,把家里的狗杀了吃。 朝廷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发兵。北军五校的兵,抽了一半出城;三河的兵,募了;边郡的兵,调了。募兵的时候,一张榜贴在城门上:从军者,给钱五千,免全家一年赋。 来应募的,多半是流民。他们不是为朝廷打仗,是为那五千钱。 第二件,查奸细。洛阳令在城里设卡,凡是口音不对、没有籍贯的,一律收押。查了两个月,抓了几百人,多数是逃荒的,不是黄巾。 第三件,安抚。天子下诏,说黄巾是“妖贼”,百姓是被“诳惑”,只要肯归乡,既往不咎。这道诏书,抄了几百份,贴在州郡的路口。 有没有用?有一点。有些跟着走的人,看见诏书,偷偷回家了。 第三件事之后,还有第四件。 四月里,太庙的老吏又上了一次簿。 他写:太庙九鼎,第一鼎右足,漆裂处又长二寸,已补。第二鼎、第三鼎,铜色微变。庙中礼器,簋、簠、豆、笾,共二百一十七件,一件未损。 这件簿子,按例要报太常。太常看了,批了两个字:知道了。 知道了。 这三个字,在汉末的公文里,最常见。它不代表重视,也不代表不重视,它只代表:这件事已经进了流程,流程走完了,事情还在原地。 太庙的鼎,还在原地。漆补了又裂,裂了又补。 而天下的火,已经烧到第三个月。 冀州那边,八月里出了一件事。 张角病了。 《后汉书》只写了三个字:角病卒。 病是什么病,史书没说。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被围在城里,急死的。 他死的时候,广宗城还没破。 城里的人,把他葬了。葬在何处,没有人知道。后来皇甫嵩破城,掘了城里的坟,杀了几万人,也没有找到他的尸首。 他一死,太平道的“天公将军”没了。张梁接了广宗,张宝守下曲阳。 可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句话,还在。 它已经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种说法:这个天下,该换了。 说这句话的人,不一定是黄巾。也可能是洛阳城门口排队买米的人,是冀州地里刨食的人,是凉州军营里领不到饷的兵。 洛阳城里,开始有人上贺表。 有一份贺表,是从河内送来的。表上写着:黄巾过河内,焚官署三处,杀吏七人,掠仓两座。太庙在洛阳,未遭兵火,礼器一件未损。 这份贺表,被送到宫里。天子看了,说了一句:好。 那是这些年里,太庙唯一一次“无事”。 九鼎还在,漆还是那层漆。 可是漆底的裂纹,又长了一寸。 马元义车裂于洛阳南市,八州一夜并起;长社一把火,烧散了颍川的黄巾;广宗城下,卢植坐了囚车回京。太庙无恙,礼器未损。 《后汉书·皇甫嵩传》:“嵩与朱儁、曹操合兵,大破之,斩首数万。”《卢植传》:“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势……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卢植固垒不攻,坐失时机。’帝怒,遣槛车征植。” 汉家的兵,能打赢一场仗,打不赢一个世道。长社的火烧得很漂亮,可烧完之后,田还是荒的,人还是要吃饭。 广宗的城头上,挂着一面黄旗。城里的人,已经饿了三个月。 第6章 广宗之后(中平元年—中平二年 ) 第6章广宗之后(中平元年—中平二年) 八月,皇甫嵩到了广宗城下。 接手的是董卓留下的营垒。营垒筑了两个月,没有攻下来,反而在城下丢了两千多人。皇甫嵩绕着城走了一圈,看了看城头的旗,看了看城外的壕,说了一句:贼营无备,可夜攻。 他没有急着攻。他先做一件事:闭营休士。 士兵从二月打到八月,走了几千里,打了十几仗,甲上的皮条断了,鞋底磨穿了。皇甫嵩让他们休息,杀牛,煮肉,喝酒。他自己每天登垒,看城。 看了三天,他看出一个东西:城里的粮,不多了。 张角死了以后,广宗由张梁守。张梁是个能打的人,可他不是个会算账的人。城里十几万人,一天要吃的粮,是几百石。广宗的仓,本来存了三万石,被十几万人吃了半年,见了底。 城里开始杀马。马杀完了,开始吃树皮。 皇甫嵩等的就是这个。 十月的夜里,他下令:全军出动。 汉军摸到城下,架梯,攀城,火把一起举起来。城上的守卒,饿了几个月,眼睛都花了,看见火光,先乱了。汉军破门而入。 天亮时,广宗城破了。 《后汉书·皇甫嵩传》记得很硬:嵩“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张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 三万颗首级,五万人跳河。 跳的是漳水。那年秋天,漳水不深,尸首堆在河湾里,堵了水。过了半个月,下游的村子还在捞尸。 皇甫嵩进城,做的第一件事,是开仓。 仓里还剩一点粮,他分给城里的百姓。然后他做第二件事:掘坟。 张角的棺,被人指了出来。皇甫嵩命人剖棺,戮尸,把头割下来,装进木匣,送往洛阳。 《后汉书》记:嵩“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一个死了几个月的人,被从坟里挖出来,砍了头,装在匣子里,走了一千多里,送到洛阳的宫门前。 天子下诏:悬首于南宫门。 挂了多久,史书没说。挂到烂了,才取下来。 —— 十一月,皇甫嵩北上,攻下曲阳。 下曲阳是张宝守的。张宝是张角的弟弟,地公将军。他手下还有十几万人,可这十几万人,多是老弱。 皇甫嵩一战破城,斩张宝,获首十余万。 《后汉书》记:嵩“又进击张宝于下曲阳,斩之,首获十余万”。 十余万。 黄巾起事,从二月到十一月,十个月。三十六方,八州,几十万人,最后剩下两座城,两个首级。 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都死了。太平道的“天公、地公、人公”,一个也没剩下。 可是黄巾没有完。 《后汉书》说:黄巾“余众复起”,散在青、徐、冀、兖、豫各州,有的几千人,有的几万人。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统称:黄巾余党。 这些余党,后来成了一个个人手里的兵。 曹操在兖州收的黄巾,三十万,编成了“青州兵”。刘备在徐州收的黄巾,几千人,成了他的部曲。孙策渡江时,部下的黄巾,也有几万。 黄巾死了,黄巾的人还活着。他们换了头巾,换了主人,接着打。 城破之后,最麻烦的事是降卒。 广宗城里,还剩八万多人。有拿得动刀的,有拿不动的。皇甫嵩把营中的将校叫来,问:怎么办? 有人说,坑了。黄巾反了十个月,杀官、烧署、掠仓,按律当斩。 有人说,放了。放了,他们回乡种地,来年还有收成。 皇甫嵩听了半天,说了一句话:杀降不祥。 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把营里能战的壮丁,编进军中,充作郡兵;第二,把老弱妇孺,发给口粮,遣归本郡;第三,剩下的一千多个头目,押送洛阳。 这一千多人,走到半路,跑了几百。押送的军士追不动,就杀了一批。 到了洛阳,剩下的人被关进洛阳狱。那年冬天,狱里死了大半。 这不是仁政,也不是暴政,这是一笔账。八万张嘴,一天要吃几十石粮,冀州没有粮;八万把刀,放回去,明年可能再反。皇甫嵩算得清楚:能用的留下,不能用的放走,危险的关起来。 他算得比朝廷清楚。 朝廷那边,只问一句:黄巾平了没有? 平了。那就好。 至于八万人怎么活,没有人问。 —— 冀州的秋天,田是荒的。 黄巾起事的时候,正是春耕。人走了,田就荒了;牛被杀了,犁就断了;渠被掘了,水就跑了。到了秋天,一亩地收不上三斗。 冀州历来是汉家的粮仓。冀州的田,一亩能收五石。这十个月,把十年的积蓄吃空了。 有村子,整村死绝。门开着,屋里没有人,灶里还有灰。 有村子,人吃人。《后汉书》在这一年的记载里,有一句:人相食。 皇甫嵩上表请免田租,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些。他走过冀州的乡道,看见道边的新坟,看见田里的荒草,看见妇人抱着孩子,坐在门口等一件不会来的事。 所以他上表。 表上写:冀州遭黄巾之乱,民多流亡,田亩荒芜,请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6章广宗之后(中平元年—中平二年)(第2/2页) 天子准了。 这道诏书,是这十个月里,唯一一份写着“民”的诏书。 —— 张角的头,是十一月送到洛阳的。 装在一个木匣里,匣上贴着一张纸条:大贤良师张角首级。 匣子抬进南宫,摆在阶下。天子来看了一眼。他看了一眼,后退了半步。 那颗头,已经烂了。头发散了,眼睛陷下去,脸皮青青的,嘴唇张开着。 《后汉书》没有写天子的反应。只写:悬首于南宫门。 挂了三天,取下来,扔进了洛阳城外的乱葬岗。 有一年,洛阳的老人说,那地方长出了一片黄草,风一吹,像一片黄旗。 这话是后来编的。可编这话的人,心里想的是:黄巾没有死。 —— 广宗破后,皇甫嵩上表。 表里写:冀州连年兵灾,田荒,民饥,请免冀州一年田租。 天子准了。 这道表,是这一年里朝廷做的唯一一件对的事。 冀州的百姓,在村口立了碑。碑上刻着皇甫嵩的名字。 也是这一年,有一个人来找皇甫嵩。 他叫阎忠,汉阳人,做过信都令。他对皇甫嵩说了一段话,这段话被记在《后汉书》里: “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折摧强寇,易于转丸。今将军神武奋发,此天赐之时也。若遇暗主,则难为功。今将军建功如此,而朝中多谗,将军若能乘势,南面称制,天下可图也。” 意思是:你春天出征,冬天收功,用兵如神。可这个朝廷,是个暗主当政的朝廷,你功劳越大,谗言越多。不如趁这个机会,自己立起来。 皇甫嵩听完,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原样记下:“人臣之义,死生以之。今若背之,是自速祸也。” 做臣子的道理,是死生相随。如果背了这个道理,是自己找祸。 阎忠走了。 皇甫嵩没有反。 他后来做了太尉,又被人夺了兵,又起用,又罢。他一辈子没有反,也没有封侯拜将的极致。 中平二年,皇甫嵩被罢官。 罢他的理由,是“军费不实”。 真的理由,是钱。 《后汉书》记:嵩“讨黄巾,有战功,而宦官赵忠、张让等谮之”。两个人向他索贿,一要五千万。皇甫嵩不给。 五千万,是买三公的价。两个中常侍,要一个将军拿五千万出来,买自己不被参。 皇甫嵩说了一句话:我打黄巾,用的是国家的兵,花的是国家的钱。要钱,没有。 于是他被罢。印绶收了,兵交了,回洛阳闲住。 他在洛阳闲住的那两年,冀州的碑还立着,凉州的兵已经起了。 中平五年,凉州乱得收不住,朝廷又想起他,起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去救陈仓。 他去了。他打赢了。然后他又被收了兵。 这就是汉末的将军:用得着的时候,给你印;用不着的时候,收你的兵。你打胜了,是国家的功劳;你打输了,是你的罪。 皇甫嵩一辈子没有反,一辈子被这样用。 他死的时候,是兴平二年,董卓已经死了,李傕、郭汜在长安打。他病死在床上,没有兵,没有印。 而“功高震主”这四个字,从这一年起,成了汉末每一个将军的命。 —— 这一年的冬天,洛阳很冷。 太庙的老吏,又上了一回簿。 他写:庙中礼器二百一十七件,一件未损。第一鼎右足漆裂,已补。庙墙东南角,被风刮落一块瓦,已换。 太常批了两个字:知道了。 老吏把簿子合上,走出太庙,回头看了一眼。 那九尊鼎,还在那里。最大的那一尊,腹上的云雷纹,被几百年的香火熏得发黑。它的右足,补过十七次。 十七次。 他记得这个数,因为他每年都要写一次。 而这一年,天下的兵,第一次不受朝廷的调遣了。 《资治通鉴》在这一年的末尾,写了一句总结: “州郡牧守,各拥兵自重,互相兼并,朝廷不能制。州郡牧守始得专兵割据之端,始于此矣。” 从这一年起,州郡的牧守,可以自己养兵了。 养了兵,就有了底气。有了底气,就不听朝廷的话。 汉家的天下,从这一年起,裂了第一道缝。 广宗城破,张梁战死,三万颗首级,五万人跳漳水;下曲阳再破,张宝授首。皇甫嵩没有反,可天下握兵的人,从这一年起,学会了不听诏书。 《后汉书·皇甫嵩传》:“嵩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张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剖棺戮尸,传首京师。”《资治通鉴》汉纪:“州郡牧守始得专兵割据之端,始于此矣。” 黄巾十个月就平了,可平黄巾用的兵,回不去了。刀一旦交到地方,再想收回来,就要用另一把刀。 凉州。那里的兵,从来没有听过洛阳的话。 第7章 凉州兵起(中平元年—中平五年) 第7章凉州兵起(中平元年—中平五年) 凉州在汉家的西北,出了名的穷,也出了名的能打。 汉家的边患,一半在匈奴,一半在羌。羌人住在陇西、金城、汉阳的山里,汉人叫他们“羌”,他们自己叫“氐”“羌”,各有种号。汉家对他们,办法只有两个:打,和抚。 打了一百多年,抚了一百多年,两边都累了。 中平元年,黄巾起,朝廷把凉州的兵往东调。 调兵,要钱。钱没有。 凉州的兵,有半年没发饷。 于是有人起事。 起事的人,叫北宫伯玉。 他是湟中义从的首领。义从,是汉家招募的羌胡骑兵,平时给粮给饷,打仗时冲在前头。可这半年,粮没给,饷没给。 北宫伯玉带人杀了护羌校尉,占了金城。 跟着他的,还有两个人:边章、韩遂。 边章是金城人,做过新安县令;韩遂也是金城人,做过郡里的从事。他们不是羌人,是汉人,是凉州的豪强。 两个汉人,跟着羌人造反。这在凉州不新鲜。凉州的汉人,跟羌人做了几代邻居,通婚、结盟、互相认亲。凉州的兵,一半是羌胡,一半是汉人,混在一起,谁也分不清。 他们起事的时候,打出的旗号是:诛宦官。 《后汉书》记:边章、韩遂“以诛中官为名,聚众作乱”。 诛宦官。 这个旗号,很有意思。它是清流的旗号,是士人的旗号。凉州的兵,打着洛阳士人的旗号,造洛阳朝廷的反。 因为他们知道,天下人恨宦官。 —— 消息到洛阳,天子慌了。 黄巾还没平,凉州又起。 中平二年,朝廷派兵西征。 统帅是张温,做过司空,做过太尉,是当时最会做官的人。副手是执金吾袁滂。手下两个中郎将:一个是董卓,一个是周慎。 还有一个参军事,叫孙坚。 孙坚是吴郡富春人,做过盐渎丞、盱眙丞、下邳丞。他后来在长沙起兵,是讨董的先锋。这一年,他三十岁,在张温的军里做参军事。 张温的兵,三万人,多是京师的北军和西凉调来的边军。 到了美阳,遇上了边章、韩遂。 打了几仗,汉军不利。边章的兵,骑兵多,来去如风。汉军的步卒,追不上,守不住。 张温召集诸将,议退兵。 董卓说:不能退。退了,凉州就没了。 他带了兵,去攻边章的营。打了一仗,不利,退回来。 张温又派人去攻。这一次,董卓和周慎分了两路。 周慎走一路,被边章断了粮道,败退。 董卓走一路,被羌人围在望垣以北。 董卓这一仗,打得很有意思。 他被几万羌人围住,粮尽了。他在河里筑了一道堰,把水拦住,让士兵在堰下的浅滩里捕鱼。羌人看见汉军在捕鱼,以为他们还有粮,就不急着攻。 董卓趁着这个机会,从堰下悄悄过河,掘开堰,水一冲,把追兵挡住。 《后汉书》记:卓“乃于所渡水中伪立堰,以捕鱼,而潜从堰下过军。贼以为卓军食尽,追之,卓决堰,水大至,贼不得渡”。 这一手,是董卓一生最漂亮的一仗。 他因此封了侯,拜了前将军。 也就是在这一仗之后,孙坚对张温说了一句话。 《三国志·孙坚传》记:坚“言于温,陈卓可斩之状”。 孙坚说:董卓这个人,该杀。 理由是什么?孙坚说:卓“不奉诏,迟回不进,且其言不逊,宜以军法斩之”。 张温没有听。 张温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记了下来: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 董卓在陇西、蜀地之间,素有名声,今天杀了他,西征就没有依靠了。 于是他放了董卓。 放了一次,后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中平二年,凉州的仗,打成了僵局。 朝廷的兵,打不进金城;凉州的兵,也打不到洛阳。 于是朝廷想了另一个办法:招抚。 派去的使者,是韩遂的同乡。韩遂受了抚,带着兵,回了金城。 回了金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杀边章。 《后汉书》记: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拥兵自重”。 杀了盟友,独吞了兵。 从这一年起,凉州的兵,成了韩遂的兵。 中平四年,凉州又起了一个人。 他叫马腾。 马腾,字寿成,扶风茂陵人。他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援一生征南,留下“马革裹尸”四个字;他的后代,到了马腾这一代,家道已经败了。马腾少年时,在湟中打柴,贩卖,后来从军,做到军司马。 凉州乱了以后,他跟着王国、韩遂起事,做了他们的将领。后来王国败死,他和韩遂分了兵。 两个人先是结拜,后是相攻。打了几年,谁也没打死谁。最后,朝廷派人来抚,封马腾为征西将军,韩遂为镇西将军。 两个将军,一个在陇西,一个在金城,各自养兵。 《三国志》记:腾“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7章凉州兵起(中平元年—中平五年)(第2/2页) 结拜的时候,杀牛,烧香,拜天。翻脸的时候,抢对方的村子,杀对方的族人。 这就是凉州。 而董卓,也在凉州握着自己的兵。 汉家的西北,从此有了两支不听洛阳的军。 中平四年,凉州又乱。 这一次,起事的是凉州的豪强,叫王国。 他带着兵,攻汉阳,杀了太守。 朝廷派皇甫嵩去讨。皇甫嵩打了一年,破了王国,斩了他。 可是凉州没有平。 因为董卓还在。 董卓的兵,是他自己的。朝廷给他粮,他吃;不给,他自己抢。朝廷调他,他去;不想去,他就拖着。 中平四年,凉州的王国围汉阳。 守汉阳的,是傅燮。 傅燮,字南容,北地灵州人。他是汉初开国功臣傅宽的子孙,为人刚直,在朝里得罪过宦官,被贬到汉阳做太守。 王国围城,围了几个月。城里的粮尽了,兵少了。傅燮的儿子傅干,十三岁,来劝他:父亲,走吧。凉州的人,认的是董卓,不是朝廷。您守着一座空城,守不住的。 傅燮说了一句话:吾遭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然死国,吾之分也。 我遇上乱世,没能隐居,可为国家死,是我的本分。 他带着城里的兵,出城,战死。 《后汉书》记:燮“临阵战殁”。 那一年,汉阳的百姓,把他的尸首收起来,葬在城北。 一个凉州的太守,死在凉州的乱兵手里。他守的不是汉家的城,是自己的一句话。 中平五年,朝廷召董卓入朝,做少府。 董卓上书:我的兵,都是凉州的羌胡,跟我几十年了,我走了,他们就要乱。请让我带着他们,一起进京。 朝廷不许。 董卓就不走。 他在凉州,养着自己的兵,看着洛阳。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 段颎死了。 段颎是凉州三明之一,一生打了二百八十战,官至太尉。他晚年依附宦官,中平二年,宦官失势,他被追究,饮鸩自杀。 《后汉书》记:颎“饮鸩而死”。 一个打了二百八十战的将军,最后死在一杯毒酒里。 他的死,让凉州的兵,更不信朝廷了。 凉州的风,跟洛阳不一样。 洛阳的风是软的,带着洛水的水气;凉州的风是硬的,带着沙。凉州的人,说话短,做事狠,认人不认官。 凉州的地形,是一条走廊。 南边是祁连山,北边是沙漠,中间一条狭长的平地,从陇山一直伸到玉门。这条走廊,是汉家通往西域的路。路的两边,是羌人和匈奴的牧场。 汉家在这里设了四个郡: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再往西,是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合称河西四郡。 四个郡的户口,加起来不过几十万。可这几十万人,要守一千多里的边。 守边的兵,从哪儿来?从当地人里招。招来的兵,一半是汉人,一半是羌胡。汉人种田,羌人放牧;汉人拿锄头,羌人拿弓。两族人住在一个村里,通婚,换工,吵架,喝酒。 所以凉州的兵,打起来最狠。因为他们不是在为朝廷打,是在为自家的田、自家的羊、自家的村子打。 也因为这样,凉州的兵,只听带他们的人,不听洛阳的诏。 董卓就是带他们的人。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他的父亲做过颍川郡的尉,后来罢官,回到陇西。董卓少年时,不爱读书,爱骑马射箭。他常到羌人的部落里去,跟羌人的豪帅喝酒,杀牛,结拜。 《后汉书》记:卓“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 后来他跟着张奂打仗,打匈奴,打羌人,一步步升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他赏罚分明,抢来的东西,分给士兵;打了败仗,他也不推给别人。 所以他的兵,认他。 中平年间,朝廷几次想把他调开凉州,他都推了。第一次说兵不听调,第二次说羌人未平,第三次索性不动。 朝廷拿他没办法。因为朝廷的兵,调不动;董卓的兵,只听董卓。 董卓在凉州住了几十年。他认识每一个羌人豪帅,跟他们的父亲喝过酒,跟他们的儿子打过仗。他给得起钱,也杀得起人。 这样的人,在太平年月,是一个边将;在乱世,是一把刀。 而洛阳,已经没有手能握住这把刀了。 本章收束:北宫伯玉起于湟中,边章、韩遂以“诛宦官”为名,凉州一乱五年。张温放过了董卓,韩遂杀了边章,段颎饮鸩而死。汉家西北的兵,从此不姓刘。 《后汉书·董卓传》:“卓于所渡水中伪立堰,以捕鱼,而潜从堰下过军。贼以为卓军食尽,追之,卓决堰,水大至,贼不得渡。”《三国志·孙坚传》:“坚言于温,陈卓可斩之状。温曰:‘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 乱世里的刀,往往不是最锋利的那把赢,是最会等的那把赢。董卓等了五年,等到了洛阳自己开门。 洛阳的西园里,天子开始练一支新军。八个校尉,八个名字,其中一个,后来改了天下。 第8章 西园八校尉(中平五年—中平六年 第8章西园八校尉(中平五年—中平六年) 中平五年,黄巾又起。 这一次,起在河北。 带头的人叫郭太,白波谷起兵,几万人,攻太原、河东。另一个叫张牛角,起在中山,手下几万人。还有一个叫张燕,本姓褚,因为身手轻捷,人称“飞燕”,他合并了张牛角的兵,占了黑山,号“黑山贼”。 黑山在太行山东麓,山高林密,几百里。张燕的兵,在山里屯田,在山外抢粮,官军进山,他就走;官军走了,他又出来。 《后汉书》记:张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 百万是虚数,可几十万是实数。 黑山的兵,打法跟黄巾不一样。 黄巾是农民,聚在一起,冲一阵,冲不破就散。黑山是山里的兵,熟悉地形,会埋伏,会断道。官军进山,他们退到更深的山里;官军退,他们下山抢粮道;官军扎营,他们夜里放火。 太行山有八陉,从南到北,井陉、太行、白陉、滏口,每一条陉,都是咽喉。张燕的黑山军,守着这几条陉,官军从哪一条进,他就在哪一条堵。 朝廷派过几次兵,都无功。最后一次,是刘备带的。刘备那时做平原令,跟着青州刺史田楷,去打黑山。他带了三千人,遇上了张燕的几万人,打了一场,败了。 《三国志》记:备“为贼所破”。 败了之后,他投了公孙瓒。 所以黑山贼一直没平。他们不攻城,不占地,只在山里,像一根刺,扎在河北的背上。 这根刺,扎了十几年。后来曹操平河北,第一件事就是打黑山。张燕降了,他的兵,编进了曹军的“黑山营”。 这一年,天下的形势是这样的:黄巾的余党,散在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凉州的兵,握在董卓、韩遂、马腾手里;长沙的区星起兵,攻城邑;武陵的蛮人反;巴郡的板楯蛮反。 一份一份的急报,送到洛阳。 天子的案上,堆成了山。 天子那年三十二岁。他做了二十年皇帝,没有一天真正管过事。可这一年,他开始怕了。 因为黄巾起过一次,凉州乱了五年,现在连河北的山里都出了几十万人。 他对身边的中常侍说:兵呢?朝廷的兵呢? 朝廷没有兵。北军五校,剩下不到一万人;洛阳的卫士,一半是雇来的;州郡的兵,各自守着自家的城。 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在西园里,新设一支军。 中平五年八月,西园八校尉设立。 《后汉书》记: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 八个人,八个营,都归蹇硕管。 这支军,名义上是天子的亲军,实际是蹇硕的军。 蹇硕是个什么人? 他是小黄门,身材高大,有武艺,天子信他。天子把西园八校尉交给他,还给了他一个权力:节制大将军。 一个宦官,节制大将军。 这在汉家的制度里,是没有过的。 为什么给他?因为天子怕。 怕什么?怕外戚。 天子的皇后是何氏。何氏的父亲何真,是个屠户,靠女儿做了皇后,封了车骑将军。何氏的哥哥何进,做了大将军,掌着天下兵马。 天子的母亲是董太后,董氏的侄子董重,做了骠骑将军。两家人,一家掌兵,一家掌宫,斗了十几年。 天子病了一年多,越病越重。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有一个儿子,叫刘辩,是何皇后生的,十四岁,性子轻佻;还有一个儿子,叫刘协,是王美人生的,九岁,聪明。 他想立刘协。 可刘协不是皇后生的,立他,何皇后不答应,何进不答应。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第一,把西园八校尉交给蹇硕;第二,把刘协托付给蹇硕。 《后汉书》记:帝“以辩轻佻无威仪,欲立协,犹豫未决。乃以协托蹇硕”。 这是一道催命符。 曹操这一年,三十四岁,做典军校尉。 他做洛阳北部尉的时候,设五色棒,打死过蹇硕的叔父。后来他做了济南相,罢了一批贪官,得罪了宦官,被调去做东郡太守,他辞了官,回老家读书打猎。 再后来,朝廷设西园八校尉,有人想起了他。因为他父亲曹嵩,刚买了一万万钱的太尉。 曹操接了印,到了西园。 他看见的,是这样一支军:兵是从各营抽来的,甲是新的,马是新的,可站在校场上的时候,队列不齐,鼓声不响。八校尉各管一营,谁也不服谁。蹇硕穿着宦官的衣服,站在将台上,喊的口令,是宫里的腔调。 曹操看了几天,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记在《三国志》注引的《魏书》里: “若使此人主兵,天下事可知矣。” 让这种人掌兵,天下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八校尉的军制,是照西汉的“八校”来的。 西汉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每校七百人,驻在长安城里,是京师的常备军。东汉罢了八校,只留北军五校。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8章西园八校尉(中平五年—中平六年)(第2/2页) 这一次,天子把它恢复了。可不是照原样恢复。 西园的八校,每校的兵,从各营抽,从州郡调,从募兵里招。一校少的三四百人,多的上千人。八校加起来,七千多人。 七千多人,养在西园,一年的钱粮,是几百万。 钱从哪儿来?从修宫钱里出。 修宫钱是卖官的钱。卖官的钱,本来是修南宫的,现在拿去养兵。 所以这支兵,从一开始,就带着两重身份:它是天子的亲军,也是卖官钱养出来的兵。 西园的校场,在西园北边,原来是养兽的地方。兽圈拆了,平出一片地,竖了箭靶,摆了兵器架。每天五更,鼓一响,八校的兵就到场上,练队列、练刺杀、练骑射。 练了半年,练出一支能站队列的兵。 可能打仗的兵,不是练队列练出来的。 他没说下去。 他在西园待了不到一年。这一年里,他做的事,是练兵,是看地图,是跟袁绍喝酒。 袁绍那时是中军校尉,也是三十多岁,家在汝南,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两个人在西园里,常常谈到半夜。 谈什么?谈天下。 同一年,还有一个人,上了一道奏章。 他叫刘焉,是汉鲁恭王的后代,做过太常。 他上奏说:如今四方兵起,刺史威权太轻,不能禁。请改刺史为州牧,选清名重臣出任,镇安一方。 这道奏章,表面上是替朝廷想办法,实际上是为自己找出路。 《三国志·刘焉传》记: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 他提这个建议,本意是想去做交阯牧。 交阯在岭南,离中原几千里,汉家的乱,乱不到那里。他想去那里躲。 可朝廷批下来的时候,他听说益州有“天子气”,就改了主意,求去做益州牧。 朝廷准了。 刘焉入蜀,带了一批人,其中有他的儿子刘璋,还有南阳、三辅的流民几万家。他到了益州,杀了当地的豪强,收了兵,关了关,从此益州不纳朝廷的赋税。 刘焉入蜀,走的是斜谷道。 他到益州的时候,益州的刺史是郤俭,贪暴,民怨。刘焉还没有到,益州人已经反了,杀了郤俭。刘焉进了成都,做的第一件事,是安抚。 他用的办法,是“宽”。益州的豪强,杀了几个,留了几个;流民几万家,编成“东州兵”,做了他的私兵。他又派张鲁去汉中,杀了汉中的太守,断了斜谷,从此益州跟关中不通。 《三国志》记:焉“遣张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 断了谷阁,就是断了朝廷的使者。断了使者,益州就不再是汉家的益州。 朝廷知道,可朝廷管不了。 刘焉之后,是刘表。 刘表,山阳高平人,党锢时的“八俊”之一。他也是被派去做荆州牧的。他到荆州,单骑入宜城,跟当地的豪族蒯氏、蔡氏结亲,收了兵,平了宗贼,从此荆州也是他的。 《后汉书》说:自此“州牧之任,遂为割据之资”。 州牧,本来是朝廷派出去镇守一方的大员,到了这一年,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 汉家的天下,从这一年起,从“郡县”变成了“州牧”。 八个州牧,八个朝廷。 这一年冬天,西园的校场上,还在练兵。 蹇硕站在将台上,看着下面的兵。他不懂兵,可他懂一件事:这支兵,是他的命。 他把这支兵练了半年,练出了一千多人。一千多人,不多,可在洛阳城里,一千个听话的兵,能决定很多事。 他还在等。 等天子死。 天子一死,他手里有兵,有遗诏,有刘协。他可以立刘协,杀何进,做霍光。 他算得很好。 可他忘了一件事:洛阳城里,还有另一支兵。 那支兵,是大将军何进的。 何进掌着北军五校,掌着洛阳的城门,掌着司隶的兵。他的兵,比西园多十倍。 两支兵,在一个城里,等同一件事。 这件事,在等一个日子。 黑山百万,八州复乱,朝廷没有兵,于是在西园里练了一支新军。八个校尉,八个名字,一个宦官掌印。同一年,刺史改成了州牧,州牧成了诸侯。 《后汉书·灵帝纪》:“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三国志·刘焉传》:“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后汉书》:“州牧之任,遂为割据之资。” 一个朝廷要亡,往往先亡在“兵是谁的”这个问题上。西园的兵是蹇硕的,北军的兵是何进的,州郡的兵是州牧的。没有一支是朝廷的。 中平六年四月,天子死在南宫。他死的时候,床边只有几个人。 第9章 灵帝崩殂(中平六年四月 公元18 第9章灵帝崩殂(中平六年四月公元189年) 中平六年,春天,天子的病重了。 他病了两年多。起初是脚肿,后来是腹水,再后来,躺在床上,连身都翻不了。 宫里的太医,开了几十个方子,没有一个管用。天子信方士,服过符水,也服过“仙丹”。仙丹是铅和汞炼的,吃下去,人精神几天,然后更虚。 他病的这两年,宫里的日子,过得很怪。 天子躺在床上,不能起。奏章送到床边,他看几行,就放下。有时他清醒,会问一句:黄巾平了没有?凉州怎么样? 左右答:平了。凉州还在打。 他就不问了。 他清醒的时候,常常叫张让、赵忠来。两个人坐在床边,给他讲宫外的事。讲洛阳的米价,讲哪个郡守送了礼,讲西园的兵练得怎么样。 他听着,有时笑。 他笑的时候,脸上的肉已经塌下去了,笑起来像一个老人。 他才三十四岁。 有一回,他忽然问:我死了以后,谁做皇帝? 张让答:皇子辩。 天子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辩儿轻佻。 这句话,后来传了出去。何皇后听见了,气得摔了杯子。她知道,天子想立刘协。 从那天起,宫里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何皇后、何进,要立刘辩;一派是董太后、董重、蹇硕,要立刘协。 两派都在等天子死。 到了三月,他知道自己不行了。 他把蹇硕叫到床边。 《后汉书》记:帝“属协于蹇硕”。 他把刘协,交给了蹇硕。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召何进进宫。 为什么召何进?因为他要杀何进。 何进是大将军,掌着兵,是何皇后的哥哥。天子要立刘协,何进一定反对。杀了何进,刘协就能立。 何进接到诏,来了。 走到宫门,遇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潘隐,是司马,管着宫门的宿卫,跟何进有旧。 潘隐看见何进,没有说话,只是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 《后汉书》记:隐“迎见进,以目视之”。 一个眼神。 何进立刻明白了。他称病,不进宫,转身回了大将军府。 回了府,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调兵。 他称疾不出,把北军的营门关了,把洛阳的城门加了守。 宫里等了一天,等不到何进。 天子在等,蹇硕在等。 四月丙辰,天子崩于南宫嘉德殿。 年三十四。 《后汉书》记:帝“崩于南宫嘉德殿,年三十四”。 一个做了二十一年皇帝的人,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几个宦官,一个太后,一个九岁的儿子。 他没有留下遗诏。或者说,他留下的遗诏,被另一个人改了。 天子一死,宫里乱了一夜。 蹇硕想立刘协。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杀何进。 他派人去请何进,说宫里要议立嗣的事,请大将军入宫。 何进又接到了请。 这一次,还是潘隐。 潘隐在宫门口,低声说了一句:蹇硕要杀你。 何进没有进去。 他回了府,召集部将,说:宫里有变。 然后他做了另一件事:把袁绍叫来。 袁绍那时是中军校尉,是何进的老朋友。何进信他。 袁绍说:先立刘辩。刘辩是皇后的儿子,立他,名正言顺。立了刘辩,再诛蹇硕。 何进点头。 四月戊午,刘辩即位。 年十四。 《后汉书》记: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以后将军何进录尚书事”。 十四岁的孩子,坐在御座上。 他的母亲何太后,坐在他后面,帘子垂下来。 他的舅舅何进,站在殿下,掌着兵,掌着尚书台。 汉家的朝政,从这一天起,回到了外戚手里。 刘辩这个孩子,不是个坏孩子。 《后汉书》说他“轻佻无威仪”。什么叫轻佻?就是坐不住,爱玩,说话不庄重。 他做过一件事:天子大丧,宫里举哀,他坐在灵前,看见一只猫,就去追。 左右把他拉回来,他还在笑。 这样的孩子,做皇帝,是坐不住的。 可他是何皇后的儿子。他是嫡子。按汉家的礼法,他该做皇帝。 刘协是九岁,聪明,稳重,可他是庶子。 礼法和才能,在这件事上,是对立的。 何进选礼法,因为礼法对他有利。 袁绍也选礼法,因为他要一个弱的皇帝。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坐在位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听舅舅的。这样的皇帝,最好用。 袁绍的算盘,打得比何进远。 刘辩即位之后,第一件事,是诛蹇硕。 蹇硕手里还有西园八校尉。他想反。他给中常侍赵忠、郭胜写信,说:何进要杀我们,我们不如先动手,闭宫门,杀何进。 赵忠、郭胜没有听。 他们把信送给了何进。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9章灵帝崩殂(中平六年四月公元189年)(第2/2页) 何进拿到信,下令:捕蹇硕。 蹇硕被围在西园的营里。他的兵,一千多人,看见北军围上来,放下武器。 蹇硕被押到洛阳狱,当天被杀。 《后汉书》记:硕“下狱诛”。 西园八校尉,从此归了何进。 何进做了一件事:把西园的兵,编进北军。八校尉的印,收了六个,只留了袁绍和曹操。 曹操那时是典军校尉。他交了印,回了家。 他回家之后,跟人说过一句话:何进这个人,成不了事。 四月到七月,洛阳表面上很平静。 何进还有一个弟弟,叫何苗。 何苗是太后的同母兄,做过河南尹,掌着洛阳的治安。他跟何进不和。 为什么不和?因为何苗的母亲,跟何进的母亲,不是一个人。何进随母嫁到何家,何苗是何家的种。兄弟两个,一个掌兵,一个掌城,谁也不服谁。 宦官知道这件事。他们给何苗送了钱,送了几百万。何苗收了钱,在太后面前替宦官说话。 《后汉书》记:苗“受宦官赂遗,数以言于太后,为宦官地”。 所以何进要杀宦官,不只要过太后,还要过弟弟。 大将军府里的会,开了几次。 袁绍说:召外兵。 陈琳说:不可。 曹操说:不可。 何进谁的都听,谁的话也没全听。 何进这个人,出身很低。 他父亲何真,是个屠户。他母亲生下他,改嫁到何家,他随母过去,所以姓何。他妹妹入宫,做了贵人,后来做了皇后,他才做了官。 他做的第一个官,是郎中,后来是虎贲中郎将,后来是河南尹。黄巾起的时候,他做了大将军,掌天下兵马。 一个屠户的儿子,做到大将军,靠的是妹妹。 他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一辈子都在证明自己不是靠妹妹。他礼贤下士,招揽名士,把袁绍、荀攸、郑泰这些人请到府里,做幕僚。他说话客气,做事迟缓,不肯得罪人。 这样的人,在太平年月,是个好官。 在这样的年月,是个死官。 因为他要杀的人,是他的亲戚;他要保的人,是他的妹妹;他要斗的人,是宫里一千多个宦官。他谁都不想得罪,结果是谁都得罪了。 他犹豫了一个夏天。 刘辩坐在位上,太后临朝,何进录尚书事。三公换了人,尚书台换了人,州郡的奏章,一份份送到洛阳,何进批。 可有一件事没有解决:宦官。 宫里的中常侍、小黄门,还有一千多人。张让、赵忠,还在天子身边。他们掌着宫门,掌着诏书,掌着太后的耳朵。 何进要杀他们。 袁绍劝他:全杀了。一个不留。 何进犹豫。 为什么犹豫?因为何太后。 何太后是屠户的女儿,靠着宦官才做了皇后。当年王美人生了刘协,何皇后嫉妒,要杀王美人,是宦官劝下来的。太后的妹妹,嫁给了张让的儿子。太后跟宦官,是一家人。 何太后跟宦官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 她出身屠户,父亲何真,是个杀猪的。她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贵人。她能做皇后,靠的是两件事:一是生了刘辩,二是宦官替她在天子面前说话。 当年王美人生了刘协,天子宠爱王美人。何皇后嫉妒,毒杀了王美人。这件事,天子大怒,要废后。是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劝下来的。 所以何太后欠宦官的情。 她的妹妹,嫁给了张让的儿子。张让的儿子,是个没有官职的闲人,可这门亲事,让张让成了何家的亲戚。 何进要杀宦官,先要过妹妹这一关。 何进去见太后,说:中常侍们浊乱朝政,请尽诛之。 太后说:宦官统领宫禁,是汉家的旧制。岂能尽废? 何进说:那就杀几个为首的。 太后说:谁是首?张让?赵忠?他们伺候先帝几十年,有什么罪? 何进说不出话。 他退出来,袁绍在门外等他。 袁绍说:太后不许,就召外兵。外兵一到,太后不敢不许。 何进想了一夜。 何进去见太后,说:请尽诛中常侍。 太后不听。 何进又去,太后还是不听。 袁绍又劝:那就召外兵进京,逼太后。 何进想了一夜。 第二天,他下了一道令。 这道令,把董卓召来了。 四月丙辰,天子崩于嘉德殿,三十四岁。潘隐一个眼神,救了何进一命;十四岁的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蹇硕死了,西园归了何进。可宫里的一千多个宦官,还在。 《后汉书·灵帝纪》:“帝崩于南宫嘉德殿,年三十四。”《何进传》:“潘隐迎见进,以目视之,进惊,驰归营,称疾不入。”《灵帝纪》:“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一个皇帝死得安静,往往意味着下一个死的人不会安静。何进赢了第一回合,可他赢得太容易,就容易走错下一步。 大将军府里,几个人在争一件事:要不要把凉州的兵,放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