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起来，我们能否说一九四三年夏季的决定是“正确的”？


    今天从同盟国方面军政领导人自那时起所发表的许多言论中，我们获悉邓尼茨对削减敌吨位的潜艇战的总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例如同盟国官方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上校就曾宣称邓尼茨的如下观点无庸置疑是正确的：潜艇战的胜负将取决于他能否用比之英国建造新船进行补充更为快的速度来击沉英国的商船，不管这些商船是不定期货船、定期货船，还是油船。但同时，这种观点也很清楚地表明，只要德国潜艇连同轴心国的其他武器和资源在与同盟国造船厂生产能力的竞争中仍有机会孤注一掷的话，那么大西洋之战的结局也就难以肯定了。


    到一九四三年五月，邓尼茨才开始对它们是否真有这样的机会抱有最初的怀疑。尽管如此，一九四三年的夏季仍作出了继续进行削减敌吨位的潜艇战的决定，不过这是在德国潜艇舰队参谋部经过了长时间的严肃争论之后才作出的。在争论过程中，对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讨论，对所有贊成和反对的意见都加以了权衡，对潜艇艇长们本人的报告也给了应有的考虑，并且还对政治战略形势及其对战术的要求作了总的估计。


    如果连潜艇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赢得削减敌吨位的作战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其他任何武器能象潜艇那样有效地阻止和推迟同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划。从同盟国的战争文献资料中，我们不但知道运输船舱的问题是确定登陆日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知道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天要是德国能发动大规模的潜艇战，那就可能使同盟国无法实施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法国的登陆。确实可以这样说，一九四三年夏季所见的情况的确给人以相当大的希望，即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重新成功地发动对同盟国运输队的作战。


    最后无庸置疑的是，德国要是成功地继续发动潜艇战，那就会牵制敌人大量（即使难以预计）的兵力。要不然这些兵力就会被用来轰炸德国，或者攻击德国本身的海上交通线。下面的数字（举不胜举）确实证明了这个论点。例如，一九四三年四月，当同盟国反潜最得力时，以英国机场为基地的飞机（主要是四引擎飞机）为保护运输队和侦察德国潜艇共飞了二千四百五十九架次。但是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尽管在这个海域作战的德国潜艇相对减少，飞机仍飞了六千三百一十四架次。一九四三年春，在北大西洋上的一支运输队通常拥有的护航兵力达七到九艘护航舰。如果还有一个支援舰队前来加强，则该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就可以增加到一艘航空母舰和十八艘护航舰。但是到一九四四年十月，摩尔曼斯克航线上的两支运输队，jw－61号和ra－61号运输队却受到了至少三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多达三十二艘护卫舰的保护。


    因此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邓尼茨在一九四三年夏季作出的继续进行潜艇战的决定是正确的。不过，寄希望于潜艇能在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季的六个月中重新成功地对运输队进行作战这一点却成了泡影。这是由于同盟国防御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所致，其速度和效果几乎是意想不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的悲剧在于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潜艇这一武器从未强大到足以完全实现对它所寄予的希望。虽然一九四三年春德国拥有的潜艇数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差不多达到了邓尼茨一九三九年夏宣布的若要确保赢得吨位战的胜利所需的数量，但为时已太晚了。到这时，同盟国的反潜防御力量已变得非常强大有效，结果是同盟国的造船厂最终赢得了吨位战。这便奠定了尔后同盟国全面战胜德国的基础。


    诺曼第登陆


    德国地处欧洲大国之间，在历史上长期充当欧洲大战战场这一悲剧角色，这就促成德国人对地面作战和地面部队的各方面都非常熟悉。而德国的政治与军事思想却很少考虑海上力量和海上作战问题。在七年战争和拿破崙战争中，普鲁士所以能两次得以生存下来，仅仅因为它是英国的盟国，但这段历史几乎被遗忘了。一九○○年以后，当德国开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时，它才多少意识到一点舰队的重要性，但对海上作战仍不重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数百万人在广阔的大陆战场上作战，使德国再次忽视了海上作战，尤其是致它于死命的远距离海上封锁更不为人们重视。德国的海岸从未受到过威胁，它的海岸防御措施，仅仅是根据在不到三十英里长的佛兰德沿海地区，对付英国的经常性轰炸和空袭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还有一些海上作战经验是在与土耳其陆军和海军联合防守达达尼尔海峡时取得的。


    一九一九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只能拥有一支不超过十万人的陆军，和一支既无飞机又无潜艇的小规模海军。再次对英作战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全部战备工作集中于建立最低限度的、对付陆上进攻的防御系统。海军负责管理保留下来的岸防炮台，但毫不关心两栖作战的可能性，因为无人认为会在德国沿海地区发生登陆作战。那长达六百海里的海岸线大部分面临波罗的海，要到达这里非通过丹麦海峡不可，其余的面临北海的海岸线则处于小岛、流沙及恶劣气候的保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