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风从报刊室半掩的窗户灌进来，带着操场那边梧桐花的甜腥味。


    陶爱民坐在角落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三份报纸：《金融时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前两份是他自己订的，后一份是报刊室架子上取的。


    他已经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


    一支圆珠笔，一个硬皮本，一行一行地抄。不是抄全文，是抄标题和关键段落。日期、版面、标题、核心数据。硬皮本用了大半，封面磨出了毛边。


    报刊室的老先生戴着套袖，灰布的，袖口洗得发白。老先生每天八点开门，五点关门，中间除了翻报纸不干别的。陶爱民来了一个多月，两人渐渐熟了。


    “小陶，今天又是头一个来的。“老先生把一摞新到的报纸放在他桌角。


    “谢谢张老师。“


    老先生不姓张，姓什么陶爱民至今没问过。但他发现叫“张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老先生都答应得自然。老年人不在乎这个，在乎的是有人陪他看报纸。


    陶爱民翻开《金融时报》，目光停在第二版的一条消息上。


    “财政部决定提高一九九一年国库券利率，三年期年利率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四，五年期由百分之十一提高到百分之十四点五。“


    他把这条消息抄下来。笔尖在纸上停了三秒。


    百分之十四。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银行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多少？百分之八点二八。国债比定期高了将近六个百分点。


    这不是一点半点的差距。


    他翻到《经济日报》第三版，有一篇关于国债流通市场的报道。上海、武汉、广州，几个试点城市的国债转让柜台开始活跃，价格在涨。有的柜台面值一百元的国库券，已经报到一百零五元。


    陶爱民把硬皮本翻到前面几页，找到三月份抄的上海和临江国债柜台报价，对比了一下。


    三月：面值一百，上海柜台报价一百零二，临江一百零一点五。


    四月：上海一百零四，临江一百零三点二。


    价差在缩小。但趋势一样——在涨。


    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操场上几个人在跑步，绕着跑道一圈一圈地跑。阳光打在他们身上，影子在地上一长一短。


    国债市场刚放开流通，老百姓还不认这个。多数人手里的国库券，要么是单位摊派买的，要么是工资里扣的，拿到手就想脱手。卖的人多，买的人少，价格压得低。


    但利率提上来了。


    利率一提，新买的人就多了。买的人多了，价格往上走。再加上转让市场放开，流动性上来了，价格还会继续涨。


    这个逻辑不复杂。复杂的是时间。


    他面前的定期存单是今年三月存的，两万九千一百八十五元六角，一年期。到明年三月到期。如果现在提前支取，利息按活期算，只有百分之一点八。


    他算了一下损失。按定期到期算，利息是两千四百一十七块多。提前支取，只能拿几十块利息。等于丢了两千三百多块。


    两千三百多块，够他一年半的伙食费。


    但他算的不是这个账。


    如果拿这两万九千多块买国债，百分之十四的利率，加上价格差，到年底收益率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提前支取损失的利息，两个月就能赚回来。


    问题在于，他得确认趋势。


    他又翻了几份报纸，找到一篇关于国债流通试点的分析文章，刊登在《经济研究》上。他没订这本杂志，但报刊室有。


    “张老师，那本《经济研究》能借我看一下吗？第三期的。“


    老先生从架子后面翻出来，递给他时多看了他一眼。“你一个一年级的，看这个？“


    “看着玩。“


    老先生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陶爱民翻到那篇文章，是一篇关于国债流通市场定价机制的论文。作者用了一套数学模型，推导国债转让价格与利率、期限的关系。公式他不细看，他看结论。


    结论里有一句话他画了线：“当国债利率显著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时，转让市场将出现持续性价格上扬，直至利差收窄至合理区间。“


    和他的判断一致。


    他把文章的关键数据抄进硬皮本，合上杂志，还给了老先生。


    “看完啦？“老先生接过杂志，“看懂了没有？“


    “看懂了一半。“陶爱民说，“另一半得再去查查数据。“


    老先生点点头。“做学问就得这样。我在这里看了二十年报纸，就服你们这些肯下功夫的学生。“


    陶爱民笑了笑，没接话。


    他把硬皮本收进书包，起身准备走。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报刊室——三排铁架子，架子上的报纸按日期码得整整齐齐，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吊兰，叶子耷拉着。


    这个房间，他太熟了。


    粉尘的味道，报纸的油墨味，铁架子被翻动时的吱嘎声——这些气味和声响嵌在身体里，比任何记忆都深。他一走进报刊室，整个人就自动切换到另一种状态：安静、专注、每根神经都绷着但不外露。


    他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油墨味，老纸张的碱味，窗外飘进来的梧桐花味道。


    变了又没变。这个时代的报纸还带着铅字的墨味，油墨还没换成后来那种胶印的清淡味道。


    他出了图书馆，往宿舍走。路上经过储蓄所，停了一下。


    储蓄所的门是墨绿色的铁门，门框上刷着“人民储蓄为人民“的白漆，漆皮起了皮。透过玻璃看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营业员，在打毛衣。


    他推门进去。


    营业员抬头看了他一眼，把毛衣塞进柜台下面。


    “存钱还是取钱？“


    “取。“陶爱民从口袋里掏出存单和身份证，放在柜台上，“定期，提前支取。“


    营业员拿过存单看了一眼。“三月存的，一年期。这才一个多月就取？利息按活期算啊。“


    “我知道。“


    “损失不少呢。“营业员把提前支取申请单推过来，“你填一下。“


    陶爱民拿起柜台上的圆珠笔。笔杆是红色的，笔帽上被咬出了牙印。


    他在申请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陶爱民，三个字。


    营业员在算盘上噼里啪啦拨了几下，报了个数：“本金两万九千一百八十五元六角，利息按活期算，到今天是四十三块七毛八。合计两万九千二百二十九块三毛八。“


    他点头。


    营业员从柜台下面数出钱来。大票先数，一百的一叠，然后五十的，然后十块五块的，最后是零头。数了两遍，推过来。


    “点点。“


    陶爱民没点。把钱装进信封，塞进书包里。


    营业员多看了他一眼。一个十八九岁的学生，取两万九千多块钱，面不改色。


    “小伙子，你这是——“


    “家里寄来的学费。“陶爱民说，“家里让取出来存到别的银行，说那边利息高一点。“


    营业员“哦“了一声，不再追问。


    出了储蓄所，他站在路边，看着对面街上的梧桐树。四月午后的阳光把树叶照得透亮，地上的光斑一块一块地晃。


    两万九千多块钱。在信封里也就几毫米厚。


    但在他心里，这笔钱已经开始生利息了。


    他转身往学校走，步子比来时快了一些。书包里的信封贴着后背，他能感觉到那叠纸的厚度——不厚，但沉。


    走到校门口时，他停下来，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定期取出来了。下一步，买国债。


    但不是今天。他得先去证券柜台看报价，对比上海和临江的差价，找一个合适的买入点。


    急不得。


    但也不能太慢。国债价格每周都在涨，晚一天进场，就多花一天的成本。


    他迈步进了校门。身后的街道上，一辆公交车喘着粗气开过去，排气管喷出一股灰烟。


    灰烟里有股碱味。


    他吸了一口，没咳。